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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赚兼职」中绿传销骗局:投2900赚130万 危及平台就清理门户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在这个传销组织里,新成员能见到很多戴着金项链、金戒指和金手表的人。“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新成员。”在一次聊天中,王建华向记者描述。

  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经理”之一,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根据张凤兰描述,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一开始投了十几万进去,想赚回来,就跟着做了,”张凤兰回忆,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开始疯狂拉下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拉了200多人。”

  王建华作为资历最新的经理,首先发言。他在饭桌上和其他三位经理先后介绍了自己,从经商失败、投入行业、赚到大钱、分析模式、大谈成功学。和王建华一样,每个经理的发言都在一个“公式”里。

  进入平台两年,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自己也曾拿到过钱,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后来,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不到钱,有闹离婚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失踪的、有想自杀的。”张凤兰意识到,“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创造更多的‘难民’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

  程岚有些相信了。

  程岚出生于1976年,家在四川大竹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程岚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一气之下独自外出务工后结识刘文君,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刘文君将程岚介绍到秦皇岛,视作下线,鼓动其参与传销。

  王建民的解释里,还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平台”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以对抗侵略。

  第一课:“讲师”的经历

  王建民称,“这个会叫做‘见现实’。”

  声情并茂,是王建民讲课的特色,这得益于哥哥王建华。

  和以往的传销模式一样,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讲述的赚钱模式依然是基于五级三晋制的拉人头模式。“只要投资2900元,就可以在平台中运作,之后再介绍两人加入,自己可以升级拿到返点工资,”王建民在墙上画出拉人头模式的树状图,按照一带二的形式,呈几何倍增的发展方式去发展下线,使得自身升级获取资金。

  “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需要设计谎言。在洗脑话术中,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设计不同的揭谎稿,话要适度,以揭谎对方能接受,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为上,语言不能急,要流畅巧妙。

  发财梦:当了“大家长”就有了130万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她发工资。”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于光明)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

  在记者卧底期间接触的各级别“领导”中,一些因传销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称幡然醒悟,向记者描述传销组织骗人内幕:谎言邀约新人,编织暴富梦洗脑,撰写全套话术操控资金盘。

  在程岚和记者动心后,王建民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平台”的合法性上。

  王建民经过王建华介绍加盟“平台”,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平台内教授的邀约话术,不断地邀约新人加入,获取分成。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实习生 张慧

  “咚咚咚”,王建民先敲了房门。

  李旭说,网上赚钱项目,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60多岁的刘文君是“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的老成员,10月23日上午,刘文君带了一个名叫程岚的新人,想请王建民讲讲课,看到记者和程岚两位新人,王建民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说到底,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自己赚钱,至于下线,连哄带骗。”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请进,”王娜说。

  新京报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宋华芳称,她和张凤兰一样,失去了平台的联系,也无法找到于光明,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您好!请坐。”

  当日下午,在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内,王建民拿来一份“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放在客厅的桌上。“加入平台必须要有仪式,要有考官,填写表格的时候不能填错,否则罚款50元,”王建民说。

  在《分享经济运作流程》一章节中,新京报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见现实”的解读为:现实求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包括去茶楼、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与成功人士分享。“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华芳说。

  后面的六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王娜和他们重复着上述动作。众人坐下后,客厅极其安静。

  当记者刚接过牌子的时候,王建华走了过来,直接从记者手中取走。

  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示,她们在对“平台”提出异议后,均被平台“拉黑”。

  10月25日晚上,秦皇岛市海港区四星级的首旅京伦酒店内,“创始人”于光明及王建华等十余名经理为了庆祝下线升级到经理级别,特意包下一个宴会厅,设宴款待新老成员400余人。首旅京伦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样一场会议需要交纳近3万元人民币。

  席间,经理们为了让新成员相信“平台”能赚上大钱。王建华带头,从包里取出一个金色工作牌向在座的新老成员展示。“这是今年8月份上经理级别后,‘平台’给我们定制的黄金工作牌,这是给的奖励,只要上了经理,都会有,”王建华把金牌递给刘文君。刘文君将其戴在脖子上,俯下身来轻声向记者说:“听说这一条金链子重500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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